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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品牌?
发稿时间:2018-05-18 17:01:07   来源:网络

2016年12月,天津飞鸽车业发展有限公司(下称“飞鸽”)生产车间的流水线上,一辆辆打着ofo标识的小黄车被组装诞生,随即装载至库房外的加长货车。在这些小黄车诞生的三个月后,一则新闻也诞生了——2017年3月2日,人民日报在一篇名为《ofo小黄车让“飞鸽”腾空又起》的文章里指出,得益于共享单车开拓的市场空间,民族品牌正在被重新擦亮。

大概没有人能预料到,包括“飞鸽”自己,这个一度让消费者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会以这种方式回归大众视野。曾经贵为“国礼”——拥有超过80年的寿命、长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、美国的两任总统布什、奥巴马分别在1989年和2009年获赠“飞鸽”自行车、电动车——居然要“借势”一家成立刚满3年的互联网公司完成腾飞。

在1965年,飞鸽自行车年产量超过40万辆,成为国内最大的自行车厂。而就在2015年12月,ofo仅在飞鸽的订单月产量就达到40万辆。历史的对比很声动。可如果考虑到前者订单总量高达“飞鸽”全年产能的三分之一,中国目前每年8000万辆自行车仅有2500万量用于内需,自行车平均出口单价是100美元以下的低端产品,国产自行车品牌在材料、设计、加工工艺与国际至少有10年的差距,声动的对比又显得苍白无力。

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品牌?

在“中国制造2025”、“双创”这个最好的时代里,消费者正遭遇一系列尴尬。一方面民族品牌从未如此之多,以至于应接不暇;另一方面,民族品牌却迟迟不肯走进我们的生活,它们出没在电视里、手机屏幕上、那些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播中,可它们只是停在那里。

以自行车行业为例,国内自行车(含电动)部分产品还深陷1500元以下的价格角斗泥潭中不可自拔。这既限制企业创新,也阻碍行业发展,最终导致消费者不可避免地流失。英国路透社在2013年的一篇报道中指出,中国高端自行车销量年增长10%,但消费者首选无一例外的为外国品牌。在受访对象中,北京某广告公司的一位创意总监自豪地把自己的Alex Moulton比作“自行车中的劳斯莱斯”,并表示和儿时骑的自行车完全是“两种不同体验。”

英国知名品牌价值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发布“2018年全球品牌500强”报告,亚马逊超越谷歌和苹果,成为全球最具价值品牌。苹果与谷歌分列第二和第三,三星位列第四。共有66家(2017年55家)中国企业上榜,其中有22家(2017年16家)进入了100强。共有22个中国品牌进入了全球100强品牌行列,依次是:中国工商银行(10)、中国建设银行(11)、阿里巴巴(12)、中国移动(13)、中国银行(18)、国家电网(19)、腾讯(21)、华为(25)、中国农业银行(26)、平安(30)、中国石油(35)、中国建筑(44)、中国电信(47)、中国石化(48)、微信(49)、茅台(56)、百度(57)、京东(65)、招商银行(89)、恒大集团(93)、浦发银行(99)、五粮液(100)。

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品牌?

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,只有“华为”、“茅台”两家曾获得“国礼”荣誉的企业出现在500强榜单。前者生产的华为Mate7后者是2014年亚信峰会上的晚宴用酒,并在会后作为礼物送给各国元首。

就像外交部礼宾司前副司长张直鉴所说的“(送国礼)这些做法主观上主要是为了展示中国的科技实力,但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产品走出去。”要知道,借助“国礼”来寻求曝光并非中国企业首创。早在1955年,索尼公司设计出世界上第一款量产型晶体管收音机,但因缺乏国际认知,产品无法打开销路。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便借助日本首相岸信介出访的机会,把72台索尼公司生产的晶体管收音机连同日本画、银制香烟盒、袖珍扣珠一起送给了欧洲和中南美洲的各国元首手里,结果大获成功——1959年,日本的收音机产量达762万,跃居世界第一位。